科技革命所带来的讯息生产，这种大众产品经快速分配后，创造出新的符号环境。我们每天生活在大量的讯息之中。早在20世纪，著名传播学学者乔治·格伯纳就对讯息环境进行了研究，称之为“文化指标”。所谓文化指标，是一套变迁的符号环境系统，其作用是帮助决策和指导有效的社会行为。格伯纳认为要了解社会文化的形成和变迁是需要长时期的观察。他的“文化指标研究”显示，传媒在塑造社会文化方面，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正如麦克卢汉曾经说过，人活在传媒环境中，并不留意它的存在；正如鱼活在水中，并不意识到水的存在一样，但传媒环境对人的重要就相当于水对鱼的重要一样。如果污染的水会令鱼死亡，那么污染了的传媒环境对社会的成员同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首先在某种文化中，个人的习性具有选择性。在我们得知一条信息的时候，我们作为不同的社会群体必然会有不同的声音，那同一个社会群体里的每一个人又不见得有同一种看法。所以实际上公众舆论也是某种诱导或者说是某种私人的观念经过“公众化“之后的产物。其次我们需要对公众舆论的解释。就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对社会问题的反应。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刚刚过去的双11，大家提到双11就会想到要买买买。那我们只知道双11这样一个买买买的公众舆论，同样我们还需要知道这件事是发生在什么背景（比如说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还需要知道什么时间、什么文化，这件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等等这一系列都需要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指标”的背景知识。
李普曼对涵化理论的印证
李普曼在《舆论学》中把社会现实分为三种：
1、客观现实——实际存在的可以经历到的事实；
2、符号现实——媒介借助符号有选择地表现出来的现实；
3、主观现实——人们根据前面两种现实在头脑中建构起来的主观认识；
今天人们必须要依赖媒介作为了解外面世界的渠道，但是大众媒介又并非像一面镜子一样呈现外面的世界，而是总带有某种倾向性，而电视现在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这里就解释到了伯格纳文化指标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涵化理论。
由于大众传媒的某些倾向性，人们在以上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很大的偏离。同时，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教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要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存在和发展下去，就需要社会成员对该社会有一种“共识”。大众传媒在形成现代社会的“共识”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电视。大众传媒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从而潜移默化地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大众传媒的“教养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电视媒介在主流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电视媒介在形成当代现实观和社会意识的“主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教养”是一个“双向吸引”过程。“主流化”作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影响，而且其效果也是因为传播的内容而异。
纵观人类的媒介史，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均能发挥其巨大作用。这巨大的作用中，就包涵了讯息的内容。例如，电视机产生后，伴之而来的即是大量的电视节目(讯息)。反之，如果没有电视机，也就绝不会有电视节目信息。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媒介都必然地会有以这种媒介为工具的“讯息”的产生，特别是对大众传播媒介而言，更是如此。围绕一种媒介，会有许多相关的“讯息”产生。近代媒介史上，电话、电报、电缆、收音机、广播、电视、手机、网络等媒介，莫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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